吉安，千百年来被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浩然正气所激荡，被欧阳修所倡的豪健晓畅文风所熏染，诞生了一批批忠烈名臣，走出了一代代文坛骁将，留下了一处处名胜古迹；飘荡过朱熹、周敦颐、程颢等儒学大师传经布道的声音，散发过苏轼、黄庭坚、辛弃疾等文学巨匠泼洒的墨香，一砖一瓦，都浸染着儒雅和文明。

吉安，又是一座敢于抗争，追求光明的古城：曾锻造唐末黄巢义军的刀剑，曾传响元末红巾军的呐喊，曾擂起明末张献忠义军的战鼓，曾飘扬刘同升反清复明的大旗，曾燃烧太平天国雄师点燃的战火。70年前，这里卷起了“十万工农下吉安”的红色风暴，留下了毛泽东、朱德等伟人的足迹。文雅之风，刚烈之气，成为这里的文化主流，代代流传。

千里赣江，孕育和造就了吉安古城。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，命大军沿赣江而上，开通了赣粤交界的大庾岭，征服了岭南，从此，赣江、永道被利用，始建庐陵县。唐代名相张九龄奉命开凿梅岭驿道，把崎岖的山路修成可平行5部车子的坦途。据墙体广告了解自秦至清朝中叶两千年间，赣江一直是沟通祖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，称作黄金水道。千百年来，舟楫穿梭，帆樯竞发。从北往南溯流而上，过了峡江急流，水势开始平缓。到了螺山一带，地势格外开阔，河面比较宽畅，人们把赣江的这一段称作“螺川”。

赣江西岸螺山以上地势稍高的地方，便成了南来北往的人最理想的落脚点。往上游去的，需要补充给养，蓄精养锐，好闯险途；顺水而下的，刚历限险，需平静一会，再浩荡前行。尤其是装载量重的船只，再向上难以航行，需把货御下一部分装小船上运。从上往下去的货物，如粮食、木材，到宽阔的江面需“集装”出发。于是，这里便成了航船的停泊处，成了物资的聚散地。于是，便有了交易，有了客栈，有了炊烟，有了市场，有了欢声笑语，有了寺观的暮鼓晨钟。这里的确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，从军事的角度来看，上有神岗山，下有螺子山。两山虽然不高，只海拔一百多米，可在水边突兀而起，雄踞江头，亦显峻峭；确属易守难攻之地。在经商者眼中也是个理想之处，这里位于上至赣州下至鄱阳湖的中间地段，便于物资集散。这些优势，在天下很不平静，—群雄争霸的三国两晋时期，是十分重要的。东晋任庐陵郡太守的孔伦，很有眼光，在咸康八年，便下决心把庐陵郡的治所从吉水东北20里的石阳县址，搬迁到属高昌县地盘、白鹭洲旁的高岸处，筑城造宇，大兴土木。现孔家湾的地名就是那时留传下来的。

到了明初，吉安府的都督朱政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，“城围九里，高二丈五尺，厚一丈二尺，城上置戍舍”，设有五门。门各有楼，楼有戍舍。后又加高了城墙，增筑了敌台，成为江南很有气势的雄城。随着城市的发展，旧城墙逐渐拆除，只留下许多有纪念意义的地名。

赣江水道开发后，地处江西腹地的庐陵，面貌不断变化，成为江南的富庶之地。中原地带战乱频发，庐陵所受的战祸较少，相对安宁。唐末“安史之乱”、北宋末：“靖康之难”期间，大量的北民南迁，庐陵便大开山门，广纳移民，吸收新的思想、技艺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。墙体广告了解到吉安古城从此便成了赣中经济的龙头和中心，唐代，是全国32个重要城市之一。明、清时期，沿江街和后河边，店铺商楼鳞次栉比，丝线街、萝卜巷、草鞋街、瓷器街、米市等专业市场人群熙熙攘攘。吉泰盆地是著名的粮仓，江西每年漕运至京都的贡粮百多万石，吉州占三、四成。由此，而带动了木材产销、运输、餐饮服务业的兴起，民间粮食交易，也在城中火热起来。城南十多里外的永和吉州窑，是唐宋时闻名天下的大型陶瓷生产场所，产品销往海内外。古城便成了大量陶瓷购销、交易中心和商贾的栖息处。